汪曾祺发现，黑龙江作家阿成小说中“有些人唱的都是西北民歌，晋北的、陕北的”“民歌的地域性很强的，但是又有超地域性”。
不仅民歌有“超地域性”，汪曾祺笔下的方言也很庞杂。高邮话、北京话、昆明话之外，“沪语”可能是他使用最多的一种方言。
1983年夏所作《星期天》密集使用了二十多个沪语词句。小说写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经历，自然要营造浓浓的沪语氛围。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之后大量“故里小说”因频频涉及上海，用的沪语也不少，充分显出方言上的“超地域性”。
小说《八千岁》《鲍团长》中的“八舅太爷”年轻时在上海入了青帮，拉黄包车，但他专门拉妓女和舞女，摆明要“白相”她们，“这些妓女和舞女可不在乎，她们心想：倷弗是要白相吗？格么好，大家白相白相！”
《安乐居》被老友黄裳誉为“力作”，写北京一小饭馆有位“上海老头”，将许多北京话（包括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
展开剩余72%跟上海毫无关联的不少场合，也会屡屡用到沪语。小说《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写“东头一家是个‘茶炉子’，即卖开水的，就是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背景明明是高邮，却偏要牵出“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泰山拾零》对登顶之后一顿晚饭赞不绝口，尤其“炒棍儿扁豆”，“照上海人的说法，真是‘嫩得不得了’！”明明一句北方话，不关上海人什么事，却偏要“照上海人的说法”。
汪曾祺认为铁凝小说《孕妇和牛》之神韵，“吴语里有一个字：糯，有些近似。”但他又说“‘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铁凝如果不能体会，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篇散文抨击上海小贩的吆喝不堪入耳，但“秋冬之际卖炒白果”还算动听：“阿要吃糖炒熟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原来“糯”字早就深植于他记忆深处了。
汪曾祺说林斤澜“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此处的“语言”特指林斤澜的温州话。其实汪曾祺本人也“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尤其上海话。比如他说自己“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提一菜篮，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儿要‘好白相’。”
他曾说“上海话不是最有表现力的方言”，但有些上海话不能替代，比如“辣辣两记耳光！”他曾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短文，说有两个远洋轮水手想念上海泡饭，“回上海首先要‘杀杀搏搏吃两碗泡饭！’‘杀杀搏搏’说得真是过瘾。”尽管“上海话不是最有表现力的方言”，但许多场合他还是忍不住要秀一秀自己所掌握的上海话。
“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吴方言的地位仅次于北方方言。吴方言区作家写沪语不足为怪，但高邮人汪曾祺为何要跨越方言区的隔阂而频频写沪语呢？
三四十年代某些短期生活于上海的非吴语区作家都会在作品中引入一些上海话。山西人李健吾说物价飞涨，《文艺复兴》定价令读者望而却步：“我们决定添印廉价本，那就是说另外用此等纸印一种本子，价钱便宜……纸却‘推板’了。”湖南人沈从文批评某些上海文人弄“白相文学”。短篇《顾问官》让主角冷不丁来一句“那猪头三（学上海人口气）”，可谓奇绝。须知该“顾问官”乃地地道道“湘军”人物，从未到过上海。尽管他日常爱看《申报》，或许知道“猪头三”的意思，但岂能“学上海人口气”讲出来？
李健吾、沈从文（以及40年代和汪曾祺同在上海的“外地”作家臧克家、袁水拍等）“在沪言沪”，皆偶一为之。没人像汪曾祺这样离开上海多年还乐此不疲，大写特写。
汪曾祺曾引清代竹枝词“游女拖裙俗渐南”，说高邮“离长江不太远，自然也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主要指吴方言区的文化浸染。明代高邮人王磐号称“南曲之冠”，但写的散曲皆“用北方语言，押北方韵”，这令汪曾祺大为不解，“王西楼似未到过北方，而且好像足迹未出高邮一步，他怎么能说北方话？这又颇为奇怪。有一种可能是当时官话已在全国流行，高邮人也能操北语了。”
江淮官话无论如何也还是北方官话一个最南面的分支。说高邮所属的江淮官话区文化习俗有“渐南”之势不假，但不能说高邮话不是“北语”。方言认知上这种有意无意的偏误，大概就是汪曾祺爱写沪语的主观因素吧。
汪曾祺笔下许多沪语也通行于吴语区其他地方，并非沪语所独有。但他不管这些，反正必须“照上海人的说法”。这也可见他对沪语的偏爱。
汪曾祺1935年夏至1937年夏在江阴（吴方言区）读了两年中学。在昆明结识苏州人朱德熙（一度家住上海）上海股票配资，二人堪称至交。他们都爱唱昆曲（部分使用吴语），私下写信多说沪语。“样板戏”时代经常出差上海，与上海沪剧团紧密合作。尤其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连续生活工作了一年零七个月。所有这些经历，无疑皆有助于他对沪语的后天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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